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：“如果中国不在明天（4月8日）前撤回其加征的34%关税，美国将自4月9日起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50%的关税。”而在几个小时前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表示，特朗普正考虑对部分国家暂停90天的关税。随后，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未考虑暂停关税。如此出尔反尔、反复变化，人们似乎早已习惯。但“对等关税”及其一系列关联政策，已经切切实实地造成了深远影响，4月7日全球股市暴跌。 　　大家在忍受资产缩水的同时，对特朗普的评价和判断也出现了两极分化：一方谨慎认为特朗普布局深远，企图通过制造衰退迫使全球共同化解美债，是在“下一盘大棋”；另一方则认为他没有“大棋”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，本文将结合历史，简要分析当前美国关税可能带来的影响。 　　“对等关税”的不合理性 　　与对国际贸易的破坏 　　特朗普政府通过反复变化和要挟，正将关税异化为政治勒索工具，其逻辑也充满矛盾。 　　一是“极限施压”的反复性与不可信性。特朗普在关税政策上惯用“先威胁后谈判”的策略。2025年4月，美国对华加征34%关税的行政令特意设置“窗口期”（4月9日生效），意图迫使中国在最后时刻让步。类似手段也曾用于逼迫越南，致使越南将汽车关税从45%降至32%，并批准SpaceX的星链服务，但最终仍被加征46%关税。可见，对美妥协鲜有善果。 　　二是经济利益与政治私利的捆绑。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与其个人政治利益深度绑定。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曾透露，关税收入可能被用于“化债”——通过迫使外国购买超长期美债缓解财政压力。关税还被用作科技战的筹码。2025年4月，特朗普公开要求中国出售TikTok美国业务，否则将扩大关税范围。这种将商业问题政治化的操作，彻底暴露了其关税政策的本质：非为“公平贸易”，实为“美国优先”的霸权工具。 　　仔细观之，此轮“对等关税”政策以单边主义和数据操纵为核心特征，存在多项不合理。 　　一是计算方法的随意性与政治化。美国声称“对等关税”基于他国关税、非关税壁垒、汇率操纵等综合测算，但其实实际操作中完全由美国单方面裁定。例如，美国对柬埔寨加征49%关税的理由是“柬埔寨对美国商品征收98%关税”，但这一数据实为美方夸大——柬埔寨的实际平均关税仅为15%。这种“我认为多少就是多少”的逻辑，本质上是以关税为名行经济制裁之实。 　　另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其决策过程和逻辑更是令人瞠目——特朗普仅仅花费3个小时，就最终选了白宫经济顾问Peter Navarro曾主张的“暴力公式”，即贸易逆差比进口额，但因为算出来的关税数额太高，又简单地除以了2。这个公式在经济学家眼里十分荒唐。《大西洋月刊》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现实的例子：一个贫穷的非洲国家因为人均收入不到5美元，买不起任何美国出口的产品，美国却从他们那里进口了大量的钻石，导致了天量比例的贸易逆差。然而现在，有人觉得美国亏钱，或者只有给这个可怜的非洲国家加99%的关税才能让美国制造业回流并创造就业或实现有价值的贸易平衡，这就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。 　　二是违反WTO（世界贸易组织）规则与多边贸易原则。WTO明确规定，成员国不得单方面加征歧视性关税。然而，美国长期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，并利用“国家安全例外”条款滥用关税权力。例如特朗普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由对进口钢铁加征25%关税，但2024年美国钢铁进口量中仅3%用于国防，其余均为民用。这种泛安全化的操作，严重破坏了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威性。 　　三是加剧全球经济分裂与滞胀风险。摩根大通预测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导致2025年美国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下降1.6个百分点，并推高CPI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）增速1.45个百分点。更严重的是，全球供应链的割裂将引发“去效率化”趋势。例如，欧盟为反制美国关税，计划对威士忌、摩托车加征50%关税；中国则对美国农产品、能源产品实施对等反击。这种“以邻为壑”的循环，与1930年美国《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》引发的全球贸易萎缩（贸易额下降66%）如出一辙。